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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贇：日本的中國通與中國的日本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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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流行各種抗日“神劇”，將本該讓整個民族反思警醒的八年抗戰，淹沒在低俗、無聊、愚蠢有時還頗為色情的廉價抗日狂歡之中。

中評社北京4月21日訊／新加坡聯合早報日前登載紀贇的文章《日本的中國通與中國的日本盲》，作者認為，如果說日本的精神自傲是未來中日間的一大隱患，日本對中國的心理優勢，依然停留在1949年之前那個一盤散沙的“東亞病夫”的階段；另外一大隱患，其實是中國對日本的缺乏了解。這種隔閡與誤判，無疑在這兩個東亞乃至全世界最舉足輕重的大國之間，埋下了未來嚴重衝突的可能性。這一點不但非為亞洲人民之福，也有將世界拖入未知動蕩的危險。

因要赴台參加一個佛教研究的會議，所以在家中打點行裝，而入秋還要再赴台一次，參加另外一個早期佛教文獻的工作坊。有意思的是，這兩個會議之中都會碰到一些華文比大多數華人還要好的日本學者。尤其是後一次台灣之行，還會碰到當今世界上早期“漢譯”佛典研究的第一人，同樣是一位日本學者。數年前在學術網站上還曾有過爭論，即古代中國史研究的某些領域，到底是中國強還是日本強。而敦煌學領域中也曾經有過一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公案。雖然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可能見仁見智，但起碼無人能否定日本學者漢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在歷史上也許因為中、日兩國文化影響上的不平衡，所以大多數時候中國對日本的文化輸出一直占據主導地位。這種情況即使到了明治及甲午戰爭，兩國攻守之勢逆轉之後還是未能改變。雖然近代有大量留日的華人，但無論數量還是質量上，日本的知華派都要遠遠超過了中國的知日派。這些知華派對中日戰爭的影響極其巨大，比如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前，就加緊了對中國地形資料的搜集與地圖的繪制，後來更是借助了辛丑條約可直接派人四處“考察”。所以多有中國老兵回憶他們曾大量使用日軍繪制的“中國”地圖。而日本侵略軍中的很多最高層，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石原莞爾都是有名的“中國通”。

即使是在戰後，這種情況依然繼續，華人或者是對日本抱以簡單的仇恨、輕蔑，或者是將日本侵華簡化為階級與民族衝突，刻意將日本普通民眾與國家作切割，缺乏對日本沉潛、深入的研究，甚至對抗戰史都無法或不願意作實事求是的反思。所以最近中國流行了各種抗日“神劇”，我數月前在中國旅行時，途中也不幸欣賞了一部一個十幾歲小孩用18顆子彈狙殺19個日本兵，還用奧運選手的實力，將手榴彈扔出不知多遠，摧毀整個炮兵陣地的武俠傳奇。全劇充滿了對西方經典影片《兵臨城下》的粗劣山寨模仿。

不過從新聞中知道，原來還有比這更為神奇、荒誕，連喜劇都談不上，只能稱為鬧劇的抗日電影情節。本來應該悲壯、慘傷並應該讓整個民族加以反思和時刻警醒的八年苦戰，都被淹沒在低俗、無聊、愚蠢有時還頗為色情的廉價抗日狂歡之中。與此相反，最近日本則在釣魚島問題上又下一城，成功地利用大陸與台灣的矛盾，將保釣的力量分化並使二者之間產生了矛盾。

追根溯源，可能還是中國從來都沒有真正重視過日本這個強鄰，認為他是一個戰敗者，卻不太願意反省中國之勝，實在是離不開當時美、蘇兩大強援的援手。反之，日本在內心深處則也並不認為自己曾經敗於中國。其國民性格中服強凌弱的特性，也決定其對中國這個曾經的弱者，有自視甚高的優越感和心理優勢。反觀其與美國這個曾經扔下兩顆原子彈的“仇敵”，則在美軍占領日本之初時的卑躬屈膝，連寫《菊與劍》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 也覺得頗難以理解。時至今日，認為日本發動二戰是為了“反抗白人在亞洲的殖民統治”的觀點還頗有市場，所以也很難讓日本對軍國思想作徹底的反省。

如果說日本的這種精神自傲是未來中日間的一大隱患，日本對中國的心理優勢，依然停留在1949年之前那個一盤散沙的“東亞病夫”的階段；另外一大隱患，其實是中國對日本的缺乏了解。這種隔閡與誤判，無疑在這兩個東亞乃至全世界最舉足輕重的大國之間，埋下了未來嚴重衝突的可能性。這一點不但非為亞洲人民之福，也有將世界拖入未知動蕩的危險。

　　 作者是新加坡佛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