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现在来讲：中医的灵魂（二）始于老子、显于《内经》、行于扁鹊。在讲这个主题之前，我们以相对的角度，先来谈谈流行中医的优点及贡献。既要看到优势，也要看到不足。客观辩证，求真务实，找到问题，加以弥补，是为建设。

中医，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其实比西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我们来看，中华大地，自古就是人口稠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摇篮，早在西周时期，中原大地的人口数量，就以达到2000万之多。西汉时代，人口总量为6300万人，唐朝时的人口9000万。从宋代的1124年的数据来看，中国人口就发展到了1亿2千6百万人，占当时世界人口的40%。到了清朝的鼎盛时期，人口已突破4个亿，占当时世界人口近一半。这样庞大的占比数据，当然是中医对世界人口的发展，有着最为可观的维护贡献。

我们中国人口现今的数据为14亿零5万，占全世界人口的18.5%，如果加上世界华人的5000万人，也快占到了世界人口的20%，前面谈到，中华人口的发展与中医维护密切相关，虽然近、现代西医对华人的发展也同样起到很好的维护作用，但西医传到中国，也只有120多年，华人大批出国的历史也不久，所以说，中医在华人即世界人口发展史上，起到了极大的维护作用。

中医的功劳故然很大，那中医的根本性质是什么呢？中医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是“博大精深”，就这个“悠久”与“精深”的问题，我们展开具体讨论，来识别一下中医的根本及灵魂。

中医从什么时候起源，时间说不好，因为医学的性质是来自于护理，像气温低了加上衣服锁好扣子和身体弱了吃点好的多睡觉休息一样，就是医学的起源和本质，所以说，医学最早的起源是护理。既是“护理”，那医学的起源，就不好界定了。
人类的进化，在逐渐发展了“抽象重叠”记忆之后，经验与理性随之发展。经验积累，智慧升华，视野拓宽，护理的形式也就逐渐地拓宽了。在理想冀希和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古人类，一代一代的总结着护理的形式，于是就出现了相对独立于生活之外的护理形式，这种形式就叫医疗或医学。

如中医范畴的酒醪对促进消化和扩充微血管、运通内循环，以及帮助人的新陈代谢等，都有很好的辅助作用；比如祈祷“祝由”对人的行为规范，又有着控制规导作用，使病人自身能谨慎对待得病后的“护理”问题，让人构成寄托、使心地平静、得以平躺休息的缓解心脏压力，均衡血液供应，使细胞组织得到“协调”修复等，都是远古中医的启蒙阶段以及发挥的“护理”效应。

我们来看这个“启蒙”的问题，古代的医字最早是繁体字的醫和毉，有“酉”和“巫”的字体组合。“酉”字是酒坛子的形象字。首先有这样一个像酒坛子一样的形状，然后里面装上酒，再是加一个小小的瓶口，再加一个瓶塞，实际上这个“酉”字就是来源于酒坛的概念。

酒字的构造也就在“酉坛”的旁边加上三点水就成了酒字了。再是由“酉”引申的酉时又是什么意思呢？“酉时”指下午五点到七点，指吃晚餐和喝点酒醪，休闲一下进入“戌时”，也就是晚上的7点到9点，之后可以上床休息了。

“巫”字的结构体现了一个土洞或搭建里放上桌子，立上牌位，或者是祖先的牌位，两边放上（用陶土捏成的家神形象）人，一个建筑物，或者一个小土洞里面，这就是“巫”字。把这个祭祀的牌位或者祖先的泥人摆设好了以后，进行烧纸求拜，念咒祈祷，护佑驱邪，求得病愈。于是，最早的这个醫和毉，就包含了“酉”（酒醪）和“巫”（祈祷）的组合形式。

那么这个“医”，通过夏、商、西周时代一个慢长发展的时期，到了春秋末年的老子时代，因西周本就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以及对天神膜拜的既开放又收敛的这个文化形态，呈“平衡演绎”的影响形式，所以西周时代，人的意识、认知与人口、经济等都发展的很快。如果不“平衡”，就不会是发展的最好机制（谓“天平”）。而且西周一直是由“道”的理念作规导的，这方面我与历来认为的——西周也像唐宋明清封闭性“儒家”理念，这个观念我不认可。虽然在西周的时候，礼制固定，但人性很自由，我们可以从《诗经》中得到解答。用“道”的理念来规导民意，我们可以从《尚书》里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样的“十六字心传”，还有像《周易·系辞》里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自然之道的规导和把控，以及《易经》的主流脉络，其实都是典型的“道”的思想，反而与之后的孔子儒家的“人文理念”差别很大。后史把《尚书》《易经》归为儒家著作，这就有点像儒书里的“之乎也者”一样，由更多的人为或“人文”的形式因素所造成。

从人文与自然的对等关系来看，而且是人为的“人文”主观因素越多，其“自然”与实际的客观因素就越少。而且这种“对等方式”，我们可以用作考证既有经典和史记所阐述事件真实性的一个参照系。

从西周建立开始，由于意识、文化、经济、人口的发展，特别到了春秋末年，有了老子的敏锐、探索与付出——老子思想，不落俗套，客观自然，“抵御人文”，相对辨证与务实求真。老子观测到了“天道无为”的精神理喻后，对传统的“常道”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等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理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及大可宽泛拓展运用的“非常道”的学理——“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于是，就对先秦诸子——从孔子到孙子到商鞅到墨子、韩非至前汉，影响都是极大的和极深远的。

特别是老子“道法自然”的纯朴思想与“修道而养寿”（司马迁语）的实施行为，给先秦时代人的观念意识、文化思想、生活行为等，都带来了重大的促进和影响，故而启蒙了先秦诸子的思想脉络，以致成为不可一世的“百家争鸣”。
就中医而言，“人心惟危”，“护理”自在行为中。世人智慧拓展，思绪规范，行业分化，医疗专业应运而生，也就出现了敏锐的扁鹊及《内经》的作者们，他们借鉴老子应用发挥，促进了医学思考与医理应用。

然而，这个时期的医学意识与医疗行为，基本都是基于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智慧，发展成“顺应四时”“以养代医”的实施行为；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转换成“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为乱”即“上工治未病”的医养策略。更为可观的是，扁鹊的出现或及“扁鹊三兄弟”的实施行为，把中医的核心“灵魂”与哲辨思路，就绪到了“宏观科学”的多元层面。“望闻问切 ”与脉诊观测的整体观，汤熨、砭石（砭摩）、针石、酒醪、火齐等运用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形成了远古中医的核心和“灵魂”。或说因老子的“道法自然”的基因成果与影响传播，使之扁鹊、《内经》的旷世出现，即便形成了远古中医的宏观学理与广泛应用，也就构成了张仲景至前的理论与实践，凝成“流行中医”的根本与“灵魂”。

这一段就讲到这里，我们接着会讲：中医灵魂（三）历史原因与“道”“儒”分野，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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