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王玉兴教授2003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疫情年表》统计，从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的2154年里，中国共发生有史可查的瘟疫352场。在战胜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大规模瘟疫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医学没有一次缺席。

那些悬壶济世的医生，古往今来均为世人所景仰，人们尊称他们为“郎中”“大夫”（古代官职名称）；对于拯救苍生的“大医”，老百姓敬他们为“医圣”“药王”，世世代代感念其恩德。

文 | 陈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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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位“坐堂医”，衙门里看病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战乱频发。

旱灾、蝗灾、地震接踵袭来。

瘟疫一触而发。

157年（汉桓帝永寿三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5648.6万；到了280年（晋武帝太康元年），一百余年间，人口跌至1616.3万，简直可以说是“断崖式”下降。

人口锐减的最重要原因就是频繁发生的瘟疫。

仅在公元196年—220年（汉献帝建安年间），有史可查的大规模瘟疫就发生了5次：

*196年（建安元年），北方大面积爆发瘟疫；

*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征荆州遇瘟疫，“吏士多死”；

*215年（建安二十年），孙权征合肥遇瘟疫，“吴疾疫”；

*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江淮流域大疫；

*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江东地区大疫。

当时，南阳郡涅阳县（今属河南省邓州市）有一个张姓家族，全族总人口有200多，从建安初年开始，不到10年，2/3的人身亡，其中死于传染病伤寒的占70%。

将上面这件事记录下来的是这个家族里一名叫张机的人。

张机，字仲景。

注：出自《伤寒杂病论序》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瘟疫是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总称，人们称这种病为“温病”“热病”“伤寒”。

张仲景原本已被举为孝廉，仕途前景一片光明。孝廉是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通过察举，推荐在孝与廉方面表现突出的人来做官。这个名额相当宝贵，20万人口以上的郡国每年只能推荐1人，20万人口以下的每2年推荐1人，全国每年只有数十人有幸得到这个机会。

然而，目睹身边的人连遭不幸，张仲景立志从医，拜本郡名医张伯祖为师，没日没夜地刻苦钻研医术。

他在医学方面展露出惊人的天赋，医术逐渐超过了老师。他的主攻方向就是瘟疫，取得了许多诊断和治疗的经验。

注：出自《襄阳府志》

“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一个人本事再大，在大规模疫病面前也是杯水车薪，懂得瘟疫防控与治疗的医生越多，老百姓的生命才越有保障。为此，张仲景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一书，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

他将各种“伤寒”分为6大病种，并根据其临床上的不同表现再逐一细分，针对每种病分别给出治疗手段和药方。

《伤寒杂病论》中载有方剂113个，张仲景的另一部医学著作《金匮要略》中载有方剂262个，除去两书重复，实收方剂269个，有些至今还在被人们所使用。

比如：

白头翁汤：治疗痢疾；

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

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肺炎；

大黄牡丹皮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

茵陈蒿汤：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

乌梅丸：治疗胆道蛔虫症；

炙甘草汤：治疗心律不齐；

……

不仅如此，《伤寒杂病论》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制定了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这种先“辨证”再“施治”的方法一直被后世中医所推崇。

更值得后人钦佩的是，在担任长沙郡太守（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期间，张市长每天要处理很多公务，忙得不可开交，即便如此，他仍坚持给百姓看病。

平时还好，瘟疫流行时，大量染病的老百姓就医无门，张仲景想了个办法——每个月留出固定时间，官府衙门不处理其它公务，让百姓们进来看病，诊断、治疗的地方就设在官府大堂上。

张仲景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坐堂医”。

2 首部“抗疫手册”，老百姓的救命书

晋朝有一位著名医学家，名叫葛洪。

他13岁丧父，家境贫寒，早早扛起了养家的担子。可贵的是，在困境中葛洪也没有放弃学习，他用砍柴所得换回纸笔，一有时间就学习，尤其精研医术，常至深夜。

乡人称他为“抱朴之士”——坚守初心、怀抱纯朴、不受制于物欲的人。葛洪遂以“抱朴子”为名号。

在葛洪的一生中，有多次仕晋机会，本可以当很大的官，但是，葛洪潜心悬壶济世、无意于官场。在行医过程中，他接触到大量身染“急病”的百姓。

注：“急病”也是当时人们对瘟疫的一种叫法。

人们对这些汹汹来袭的传染病非常恐惧，称之为“天刑病”，认为这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

葛洪不以为然——生病跟鬼神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中了外界的毒气！民间急需解毒救命的药方！

这位医生不仅研发出对症的良药，还处处设身处地地为贫苦的老百姓着想。比如：

考虑到普通人吃不起珍贵又稀罕的药材，他精心挑选出许多容易找到、价钱不贵的药材来治疗“急病”；

考虑到大众文化程度，他写药方和疗法从不故弄玄虚，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写下来，成就了著名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

“肘后”，意为可以常常备在肘后，随手可以拿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抗疫应急手册”，它改变了之前那些救急药方不易懂、药难找、价钱贵的弊病，成为老百姓的“救命书”。

书中记述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各种急性病症的治疗方法，其中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螨等的描述均属首创。

书中还给出了治疗狂犬病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杀掉咬人的狂犬，取出脑浆敷在患者被咬的地方。

注：出自《肘后备急方》

“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

这是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办法，为了不患上某种同样的疫病，人们用捣碎、研磨等物理办法把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等制成“药物”，其作用相当于原始疫苗。

大约1500年以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在受感染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存在大量病毒，将其接种到兔子的脑中，终于研制出狂犬病疫苗。

3 救命药方，为何刻在石碑上？

被后世尊为“药王”的孙思邈，少时喜欢读书，涉猎广博且天赋极高，7岁能识1000多字，在那个时候十分了不起，又能背诵许多典籍，被人称为“圣童”。20岁时能畅谈老子、庄子学说，精通道家经典。

但是，他很早就身患疾病，为了治病几乎倾家荡产。在这样的环境下，孙思邈逐渐留意医书，进而立志从医。

注：出自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

北周时杨坚执朝政，听闻孙思邈名声，欲招其为国子博士，孙思邈没有接受，一心致力于研究医术。

唐朝建立后，太宗皇帝李世民也想召他来京师长安授予爵位，仍被孙思邈拒绝。与当官相比，他更愿意在乡间为百姓医病。

唐高宗时，朝廷授予孙思邈谏议大夫一职，皇帝希望他留在太医院，碍于情面，他推荐了徒弟刘神威入职，自己终身不仕。

他平时亲自上山采药，又穷搜民间验方、秘方，针对各种流行性疾病进行了深入研究，经常冒着被传染的风险亲自为病人诊治。

孙思邈不断总结临床经验，撰写了《备急千金要方》等著作，为对抗瘟疫和医学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备急千金要方》是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式的巨著，被国外学者推崇为“人类之至宝”，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创造了许多项“第一”。

比如：

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医德；

第一次提出“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

第一次倡导建立妇科和儿科；

第一次系统地研究和治疗麻风病；

第一次提出复方治病理论；

第一次提出多样化用药治疗牙病；

第一次提出用草药喂牛用其牛奶治病；

第一次提出针灸在防病中的作用；

第一次提出并试验成功野生药物家种；

第一次用胎盘粉治疗疾病；

第一次用砷剂治疗疟疾病；

第一次提出霍乱由饮食所引起；

第一次发明和使用了导尿术；

……

《备急千金要方》又称《千金方》，取“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之意。虽贵比“千金”，但孙思邈从不以此牟利，全部无私地奉献给社会，让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后来，人们干脆把书中最常用的方剂刻在石碑上，供更多的人传抄和使用。

现在，人们来到陕西铜川药王山，还可以看到多通刻制于古代的石碑，上面有从《千金方》中摘选的重要急用药方近千副。

注：孙思邈晚年隐居于家乡京兆华原五台山（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

金钱、地位、权势，在孙思邈心里，全都比不上“济世活人”。

孙思邈认为，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为人治病时一定要安定神志，无欲念、无企求，对病人有慈悲同情之心；

不管病人贵贱贫富、老幼美丑、是仇人还是亲近的人、是交往密切的人还是一般朋友、是愚笨的人还是聪明的人，都要一视同仁，当作亲人对待；

医生看到病人的烦恼，要像自己的烦恼一样，不避忌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全心全意地去救护病人，不能推托和摆架子。

做到了这些，才能称得上“大医”——心系苍生的好医生。

注：出自孙思邈《大医精诚》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4 散尽千金，不当首富当“大医”

被誉为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自幼聪颖，喜欢读书。其家族世居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是本地诗礼传家的豪门望族。李杲这一支是当地公认的“首富”。

他年轻时与许多有名的文士交往，无论做官还是从文、经商，都有一个锦绣前程，直到20岁的一场悲剧，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一年，母亲王氏在一场瘟疫中不幸染病，请来了医生，却不治而故。李杲痛悔自己不懂医术而痛失母亲，于是立志学医。

李杲家乡附近有一位名医，名叫张元素，号称“燕赵名医”。于是，李杲不惜捐千金拜其为师，不久后“尽得其学，益加阐发”，名声超过老师。

那时候瘟疫很流行，有一种俗称“大头瘟”的传染病很难医治。得了这种病的人憎寒发热、头面红肿、咽喉疼痛，继则恶寒、口渴、烦躁不安，咽喉肿痛加剧，严重者导致死亡。

医生们查遍方书，也未找到对症药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一个个无助地死去。李杲感到悲痛，更加废寝忘食地探求该病的发病原因及治疗办法，终于制出特效方剂，疗效十分显著。

这可是“救命药方”，如果以此获利，肯定瞬时暴富。

但李杲却让人把药方刻在一块木板上，悬挂于人群聚集之处，供大家抄写和使用。

李杲临终前将平生所著医书一一交给弟子，特别嘱咐他们做好保管和普及推广，让自己的研究心血惠及万千百姓。

5 族长自学，成“瘟疫克星”


明朝末年，大疫流行。

崇祯十五年（1642年），全国瘟疫大爆发，乃至“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医生们用前代积累起来的治疗瘟疫的经验去应战，疗效不很理想。原因不难理解，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在发展，疾病也在变化，一些过去的疾病出现了新变异，一些过去没有的疾病出现了，要战胜疫病需要医学创新。

一位专攻瘟疫的名医扛起了重任，他的名字叫吴有性。

据《净志庵碑记》记述，吴有性是明末清初之际江苏吴县的一名族长，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善于治疗疑难杂症。受到父亲的影响，又目睹了当时大面积爆发瘟疫的惨状，吴有性开始刻苦研究医术，立志找到战胜瘟疫的方法。

以往的医生大多认为，“五行之气”是瘟疫发病原因——一年各季中时序有提前或错后，会造成“非其位则邪”，因而致病。

经过长时间研究和临床实践，吴有性认为，此说不足以概括所有瘟疫发生的原因，进而提出：天地间还存在着—种“异气”，或称为“厉气”“疫气”，这种“气”每年都存在，其盛衰多少与所在地区不同、四时变化等有关，一旦感受这种“异气”，可使老少俱病。

该理论后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

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瘟疫论》一书，是中国古代瘟疫学的集大成之作。书中不仅详细解说了瘟疫产生的机理，还重点介绍了治疗各种疫病的方法，形成了系统的瘟疫学体系，这一成就较西方领先了至少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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