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7日7时22分，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名中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沈自尹因病医治无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逝世，享年91岁。8年前，健康报人物版曾对沈自尹教授做过整版的人物报道，今天，我们再次编发这篇报道，以深切缅怀这位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医学大家。
——编者

沈自尹（1928年-2019年），男，汉族，浙江镇海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是我国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西学中”的大潮下，接受过系统而严格的英美式正规西医教育的他奉命学习中医，此后，他用长达半个多世纪甘于寂寞的坚持、与时俱进的探求、博采众长的创新，在荆棘丛生中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意外”走上中医之路

中医“肾”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简单。
在西医看来，不同的疾病需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强调的是规范；但是在中医临床实践中，不同的疾病采用同一个治疗原则，即异病同治却是司空见惯，注重的是疗效。

中医学说认为“肾”为五脏阴阳之源，先天之本，在脏象理论中居核心地位；“肾阳虚证”是中医“肾”最为常见的病证，以出现腰膝酸软、怕冷、脉象沉细等一组特定的症候群来辨别。在西医不同的疾病中均可能出现中医所说的“肾阳虚证”。但是，这些中医善用的“语言”，在西方医学看来，却晦涩难懂。

如何能够借助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阐明中医“肾阳虚证”的生物学基础？这个“翻译”和“探索”的旅程，注定充满了艰辛。

翻开沈自尹的履历，可谓“一步一个脚印”。上世纪50年代，沈自尹在国内率先开展中医“肾”本质理论研究。1960年，他从肾的研究中总结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富有辩证思想的论点，以此作为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结合的突破口。接着，他首次证实中医的“肾阳虚证”有特定的物质基础。70年代，沈自尹根据大量的临床实例和科学实验提出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力避中西医药简单相加。80年代，他又提出“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对中医辨证向科学化、客观化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90年代，他进一步采用分子水平的检测方法在国际上证实肾阳虚证有特定的物质基础。近来的研究他发现补肾能降低年老时T细胞的过度凋亡，延缓免疫衰老，并且在系统生物学观点和肾虚证的基因表达谱基础上，绘制出了肾虚证的神经-内分泌-免疫及神经-内分泌-骨代谢两大基因网络调控路线图谱。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这位中西医结合的奠基人，学习中医却并非出自初衷。

2005年11月，在中国中西医结合科学技术奖评审会议上3位院士合影，左起为陈可冀、吴咸中、沈自尹
1958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华山医院工作了3年的沈自尹，被领导叫去谈话。根据当时政府“西学中”（即鼓励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向中医学习）的要求，医院决定安排沈自尹去学中医。沈自尹被告知，“当前西医普遍存在歧视中医的不良倾向，没有深入研究过中医，却要否定中医，这是不科学的态度，派你去学中医，就是要发扬中医的精华，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短短一番话，就决定了沈自尹未来的事业和道路。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场轰轰烈烈的“西学中”运动，一直持续到1976年左右。有人认为，“西学中”班是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第一个里程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成长为中西医结合的中坚力量，沈自尹、陈可冀、吴咸中等佼佼者相继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多项大奖。

但年轻的沈自尹还无法预见自己的未来，当时他头脑里根本还没有中西医结合这个概念，只是打算学好中医，研究中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时在全国还没有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先例，像他这样的情况，难免成为被周围人议论的对象。有时还会听到“西医郎中”等等的挖苦话，这些倒并不使他感到难堪。由于以前一向接受的是英美式正规教育，无缘接触中医，沈自尹脑子里装的全是组织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等知识理论，总觉得科学应该是唯物的，有客观依据的，而中医只凭“望、闻、问、切”，不需任何实验室依据就开处方，似乎有点“玄”，总不免揣着困惑与疑虑。

沈自尹学习中医是采用传统的跟师学习方式，组织上安排中医名家姜春华教授做老师。1958年，上海的夏天酷热难耐，华山医院那间木板平房式的中医办公室里更是热气灼人。姜老体胖怕热，每逢炎夏酷暑的下午，便用冷水浇一下头，再坐下教读。沈自尹也尽心地学，为了攻克艰涩难懂的古文这一关，他每天清晨到花园里朗读《古文观止》，再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本草经》等一点一滴学起。

1981年，和首批研究生讨论实验计划，左为胡国让博士、右为王文健博士
在系统地学习了中医之后，沈自尹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寻找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将中医和西医这两种全然不同的医学体系的长处和精华结合起来。

认准了中西医结合这个目标，沈自尹便立志要开拓这一全新的领域。但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工作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科研的设想与具体设计是否可行，还需要大量的医学实践。

就在这时，沈自尹碰到了一个极为棘手的病例。一位顽固哮喘的患者找到了沈自尹。当时，患者的病情已十分严重，需要每天服用大量的激素才能抑制病情。要治疗这样一位激素成瘾的患者得冒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一旦中止激素，病人可能会马上面临死亡的威胁。经过缜密的临床观察后，沈自尹果断采用了补肾的治疗方法将病人服用的激素降到了一定的量。这一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成功案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65年，沈自尹参加了国家科委中医中药成立大会，并受协和医院的邀请去北京讲课，这让他的内心无比激动。

“异病同治”打开成功之门

沈自尹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在临床实践上提高医术。他追求的是如何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既可提高疗效，又能阐释清楚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沈自尹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中医研究课题，这成为其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无意中发现，在西医是全然不同的六种疾病，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冠心病等，其病程的某个阶段都有中医所谓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中医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提高疗效，这分明是“异病同治”，“异病”既然可以“同治”，说明不同疾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他由此联想到“肾”。

中医的“肾”不同于西医单管泌尿系统的一个器官——肾，而被认为是先天之本，主管人一生中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肾”好比是人体各脏器的调节中心，肾阳温煦着全身各脏器的阳，肾阴滋养着全身各脏器的阴。“那么，中医‘肾’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传统的中医理论启迪了他的思路，既然“肾”在人体中如此举足轻重，那么，以“肾”作为突破口，或许可以开辟一条研究中医理论的途径。

沈自尹邀请了上海市的名老中医，一起讨论订出“肾虚”的统一标准，并作了大量临床实验研究，发现有一种叫尿17羟皮质类固醇(简称尿17羟)的测定值在肾虚病人中普遍很低。这一发现反映了人体内分泌的重要腺体——肾上腺皮质的功能。抓住这个苗头，沈自尹和他的同事通过“异病同治”的研究途径，终于找到了肾阳虚的初步物质基础。

他们根据人体已知结构顺藤摸瓜，追本溯源，进行科学设计，继续测试，从3组人群的比较中，得出肾阳虚患者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上不同环节(层次)、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初步结论。这一研究结果在国内7个省市的有关医院和日本的高雄病院被反复测试和重复证实，结论都是一样的，初步表明中医的“证”不是虚不可测而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一发现和验证，是中西医结合对于中医脏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师从名老中医姜春华教授学习中医（1955年摄于姜老家，左一为沈自尹）
十年动乱期间，沈自尹和其他搞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一样受到强烈冲击，有关肾本质的研究资料也成了搞修正主义的罪证。尽管如此，沈自尹还是冒着被批斗、罪名升级的危险，东躲西藏地把多年研究的宝贵资料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1969年，无法从事基础研究的沈自尹自愿参加了上海组织的“祖国医药探索队”，赴四川送医下乡，并借机继续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刚抵山区便碰上当地百日咳流行，小儿咳呛不止，山区缺少西药，沈自尹发挥所长，以西医抗菌与中医扶正相结合，拟定了中草药处方，使用后取得了显著成效，被当地人尊称为“上海来的高明医生”。

而沈自尹则从一年的山区从医过程中悟出，中西医可以有多种结合方式。次年回沪后，他继续进行急性病的治疗，以多种中草药按抗生素的配伍协同作用治疗肺炎、急性支气管炎，并制成了急支糖浆——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急支糖浆便来源于此。但对于沈自尹而言，他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在大量的实例和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理论为基础的5种中西医结合方式，从而打破了中西医药简单相加的局限。

中西医结合获理论突破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沈自尹经过3年多时间对肾阳虚患者的下丘脑—垂体所辖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这3条内分泌轴进行的全套功能测定和治疗前后分析比较，并同时与同病异证的无肾阳虚患者对照观察，终于证明肾阳虚患者在3条轴的不同水平上都有不同紊乱，推断其病理变化源于下丘脑(或更高的中枢神经)。他进而发现，从外形和体征看，肾阳虚患者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未老先衰症状，其功能紊乱在内分泌系统虽尚未构成“病”，但这是一种隐潜性变化，并确认中医的“肾”涵盖了现代医学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等机体调节系统。

进入90年代后，他进一步采用分子水平的检测方法，通过以药测证，证实唯有补肾药才能作用并影响下丘脑的CRF基因表达量。这不但阐明补肾类中药的作用和机制，而且第一次准确指出这一作用的具体位置，做到定位、定性、定量。用科学语言阐明“肾阳虚”的本质，达到中医学研究的一个新高度，即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思想、手段成功地揭示中医学理论。

在中西医结合研究过程中，沈自尹发现，在完全正常的健康人和西医所说的病人之间，存在着一片很大的空白。这一人群虽有这样那样的症状，但按西医看是“无病可认”，因为还够不上任何疾病或综合征的诊断标准，但在中医看来，却是“有证可辨”，也“有药可治”。“通过辨证微观化研究，可以揭示许多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以及隐潜性变化；结合微观辨证所得的认识而进行诊治，常可收到西药所不及的效果。”沈自尹的“微观辨证与辨证微观化”的思想，对中医辨证向科学化、客观化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功成名就仍谦虚好学

一系列轰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让沈自尹赢得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在他看来，“院士”头衔于自己而言是一种殊荣，于学科研究而言更是一种鼓舞，因为这意味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中医药科学内涵得到了我国最高科学机构和科学家们的承认与肯定。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沈自尹已年届七旬。在别人看来，此时沈自尹已功成名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他却在这个时候开始涉足分子生物学这个陌生的学科领域，对肾虚与衰老从微观的分子水平进行研究，并率先在国内倡导用系统生物学的观点研究中医基础理论。

这并非沈自尹一时兴起而做出的举动，纵观他的学术生涯，他总是能与时俱进，先人一步引进那些国际前沿的新学说、新技术。1977年，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推动了现代医学从机械唯物论中摆脱出来并转向整体论发展，考虑到这个学说与中医的整体观有相当的吻合，他立即将这一学说引进并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研究；90年代末，考虑到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功能基因组研究技术具有的高通量检测特性可能对说明中医问题有帮助，他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证”进行基因组学研究；2003年前后，国际上涌现出系统生物学的研究热潮，相当敏锐的他又创造性地将其引入到中医的研究。

沈自尹教授与自己带的博士、博士后合影
对于不懂的领域，沈自尹保持了强烈的求知欲，并且愿意放下身段向年轻后辈请教。沈自尹的学生回忆说，刚开始做基因芯片实验的时候，他们对大量基因表达谱数据的分析处理还十分茫然。有一天，沈自尹突然提议说：这么多的数据，我看请教一下搞数学的人怎么样？于是就开始了和复旦大学数学系几位教授的合作。

还有一次，为了建立“肾虚证”数学模型，沈自尹向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老师请教有关“人工神经网络”方面的问题。他从家里带来了上好的茶叶，亲自泡好茶水，双手端给这位“小老师”。成就卓著的院士如此谦虚，弄得这位年轻老师一脑门汗，很不好意思。

2007年，适值沈自尹80寿辰，学生将他的论著整理成《肾虚与科学》一书出版。这本书对他的绝大部分工作进行了分类总结，因此格外珍贵。出版后，他送每个学生一本，并在扉页上题字留念，题字即是出自《易经》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在熟悉沈自尹的人看来，他的奋斗经历与进取精神，用这句话概括再合适不过了。

记者手记

见到沈自尹院士时，他正在和学生探讨学术期刊上的一篇文章，其思维缜密，反应敏捷，丝毫看不出已经是80多岁高龄。更让人吃惊的是，来这里之前，他还起了个大早打了几场保龄球——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很久。“复旦大学曾举行教师保龄球大赛，我拿了第二名。现在我的水平还不错。”谈起这个，沈老颇为自豪。

耄耋之年的沈自尹院士依然精神矍铄，活跃在科研工作第一线，还指导博士生、博士后。这大概得归功于他的养生有道：合理饮食、坚持锻炼、戒烟少酒、性情平和。在沈自尹院士看来，养生并不是要长生不老，养生首先得对生命有正确的认识，采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这并非易事，而养生最难的是贵在坚持，“若非德行坚定的人，即使知道了养生之道，也必定无功而返”。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纵观沈老一生，对学术兢兢业业、不断探求，可谓探索之路上的“智者”，而对其他事情常常一笑了之，对人对事都很包容，心胸开阔，不拘于物，可谓“仁者”，这种“智者”与“仁者”的修养和境界大约是他真正长寿的秘诀。

沈自尹小传

浙江镇海人。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医学家。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名誉所长。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55年师从姜春华教授学习中医，1959年师徒共获卫生部颁发的“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金质奖。历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中医教研室主任，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以及华山医院中医科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委员、卫生部中药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等职。

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肾的研究》、《肾的研究续集》、《中医治则研究》、《中医理论现代研究》、《虚证研究》，参加编写《实用内科学》和《支气管哮喘》。其中《肾的研究》已在日本两次翻译出版。

1979年以来，获全国医学卫生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201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日本国立富山医科药科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赴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加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讲学。

爱好打保龄球，还获得2001年复旦大学教师保龄球比赛亚军

对话

成绩来自“认定目标、孜孜以求”

记 者：照现在来看，让一位年轻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转行，要想有所成就，似乎很难。您当初被安排“西学中”时，也是有想法的，后来是如何调整心态的？

沈自尹：在人生的时空坐标中，每个人只能是其中的一点，认识到了这一点，你就可能“既来之，则安之”。我走上中西医结合道路最初并非自觉，但一旦自觉了就抓住不放，进行长期的积累。这大概得益于我有一定的毅力，坚持就是来自毅力，这样才能在科研的路上披荆斩棘、克服困难、不断前进。

至于后来能够取得成绩，我的总结是“认定目标、孜孜以求、循序探索、长期积累、拓展知识、见机联想、归纳演绎、提炼升华、寻求突破、不断创新”。其中见机联想是善于捕捉灵感。科技创新中确有灵感会偶尔突然出现，它像黑夜中的一缕闪电，瞬间照亮了前进的方向，而灵感青睐那些勤于联想和思索的人。
　　


记 者：您提出的“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中西医结合基本原则，现在已被业内人士广泛接受和应用。但其具体的内涵，您好像与一般医生的理解不一样。

沈自尹：现在，有的医生以为中医辨证加上西医辨病就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我认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应该是一种有机结合，如何能做到有机地结合呢？关键在两点：一是西医辨病，并不仅仅指要诊断为何种疾病，重点是要辨别疾病的病理生理；二是中医辨证，重点是要掌握古人论述中可以落在实处、真正起到疗效的地方。

中西医结合是取中西医各自之长、针对病理生理变化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中医辨证加上西医辨病，或者中药加上西药。古老的中医学和现代医学要有机结合，目的是为了弄清疾病深层次的病理变化，使处方用药能针对本质，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记 者：现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依然面临许多争议和困难，作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您对未来这门学科的发展有何期待？

沈自尹：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西医结合肾的研究，在肾阳虚本质、肾虚与衰老、肾藏精3个方面，按照中医整体观的思路，以及与科学前沿如基因组学、系统生物学和干细胞的研究方法结合，在团队和交叉学科的支持下，陆续取得原创性成果。在当前讲求经济效益的氛围下，特别需要有勤勤恳恳、耐得住寂寞、愿意献身中医药事业的团队，才能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并引向深入。
（本文原载于2011年3月25日健康报人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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