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科学主义批判　（三）用临床效果粉碎科学主义，还科学予真相

我的确不该来。“道不同不相为谋”，想起这句话，我不禁有些释然。这句古话永远都是有道理的。按照常识，医学的任务是为民众的健康提供有效的保障。从这个前提出发，不管任何医学流派，共同面对的都是一个目标。而“人”这个目标生物学特征是一样的，维持生命存在的生物自控系统也是一样的。在疾病条件下，不论任何医疗体系的治疗，唯一有效的评价标准最终都只能以让病情好转并得到康复，除此之外的任何人为制定的标准，都是文字游戏。

然而，人世间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为了从人们的健康需求中获得利益，各种医学流派中，都不乏唯利是图，置人伦道德于不顾之辈。同时随着历史的演进，各流派受限于自身体系的弱点，也会在面对不能处理的问题时，使用一些仅仅是有些关联效应的方法来进行处理。久而久之，便把这种一时应急的方法当成了真理。并在长久的使用中得到强化，形成了思维定势。西方医学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思反省，不在思维方式是否错误的问题上下功夫所致。

尽管从长远的观点看，西医的“循证医学理论”与中医的“整体观理论”，都各有千秋，“循证医学”长于对局部做出观察结论，“整体观”，长于把握全局。如果没有“科学主义”的影响，或迟或早两种不同体系的医学都会在生物免疫学领域达成共识，分别发挥各自体系的长处，共同演奏人类健康保障的交响乐章。

但是，现实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主义是抽掉了灵魂本质的“科学”，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它已经成为利益集团以血腥手段疯狂掠取社会和民众财富的工具。由于它一方面用资本的面目与强权合作，一方面潜移默化误导了民众的健康保障意识，轻而易举地独霸了医药市场。代表真理、符合天道、符合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规律的中医药科学，在与“科学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强权的保护，已经处于日薄西山的境地。仅凭自身旺盛的生命力支撑。目下，尽管中央政府已洞察“科学主义”的危害，下大决心推动中医药立法，意欲通过中医药这把钥匙快速打开中华文化宝库，在造福全人类的同时，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但这等于剥夺了打着科学的大旗掠取社会财富的“科学主义者们”的利益。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搅尽脑汁地挥舞科学主义的大棒，必欲把代表天道，代表医药科学灵魂的中医药学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果中医药从业人员不同心同德，在很客观地承认西医带有局限性的科学基础上，把医学定位为是由中医药理论、哲学、社会学、军事学、物候学，西医学等跨多个学科的知识组成的综合科学工程体系，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依据，跟“科学主义者”作斗争，而不是盲目地跟着“科学主义者”的调子，被动地进行互不承认、互相攻讦的矛盾交织的争吵，那么要粉碎“科学主义者”的阴谋，实现中央政府的战略目标，无论如何都是非常艰难的。要实现毛泽东“中西医结合”的宏伟大业，就势比登天还难。

目前的形势仍然是“科学主义”甚啸尘上的局面，别说让西医从理论上认可中医，就是中医把若干被西医判了死刑的病人治好了，他们也不屑放下“科学”的架子来学人之长补己之短。

其实，“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像在昆明时，某肿瘤防治机构三次向有关单位告我一样，如果让中医成气候，那西医的天下岂不是要大乱?

从学术特点上说，回想真正临床十年以来的经历，扎扎实实的证明了：医药科学，根本就不是科学主义者所认为的“科学”,而恰恰是上面所陈述的：医学是一个由多个学科组成的系统工程学。在癌症临床防治中，我所接诊的大都是被三甲医院判死缓的晚期病人，当免疫力迫使癌细胞发炎，肿大到一定程度时，需要西医协助处理的，就必须请西医把帮忙，但是什么时候进行法疗或化疗？放、化疗几次？中间休息多少时间？这一切都必须由中医来把控，西医不得越雷池半步，一旦违反，祸患立至，这种情况在临床中屡屡如此。充分体现了：中医把控全局，西医处理局部这一明确分工的科学性。如果遇到对同一病人，同一症状的性质判断出现分歧时，我一般事先已跟病人及家属说好，姑且点头听之，过后该咋办还咋办，反正我们要的是请他们帮忙或放疗，或化疗。

为病人利益考虑，我一般把西医提供的检查资料视为参考内容、而把西医对病情轻重判断的结论置之脑后，只对声相影相的客覌描述深刻把玩、理解，再结合生化、血常规、肿瘤指标物的变化規律，进一步结合中医五行生、克、乘、侮，阴阳动态变化的状况，应用四诊八纲，对病情整体进行推论，最后才做出：是稳定、是好转还是失控趋于恶化的结论，并据此做出随机处理预案。

经过临床6000余例病人救治中，我根据病人病情轻重、合并症多少、个体差异、病人心态、家庭经济状况、成员结构成份和家庭文化大环境氛围所决定的、充满无穷变数的治疗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系列用于判断病情是稳定、是好转、还是失控、发展的规律。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对这些规律的认识逐步完善化，并最终形成了让我能相距千万里都能追踪、把握病人情况，制定指导治疗原则的强有力的依据。以至于出現那些被三甲医院判了死缓的患者，无路可走的时侯让其亲人找到我们，在被治愈的8.5%的危重病人中，仍有不少人从开始治疗到结束治疗成功治愈的患者相互之间都未曾见过面、有的甚至连病人的亲友、医生都未曾谋面过。用时下社会流行的话讲叫做“中医让人糊里糊涂的活着”。其实，这个中道理中医可以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只是“科学主义”形成的大众健康意识的制约作用，常人按西医的标准来判断，中医再讲得清楚他们也听不懂。而西医的知识体系中根本没有“功能性病变”一说；另一方面，独霸医学话语权的地位，也使他们颐指气使、觉得世上只有他们把握的是唯一正确的真理，从来也没有勇气想一想“天外有天”与“山外有山”的道理，并反躬自省从已被事实证明再走下去已无路可走的绝境中重新探出一条路来。于是出现了：把陈欣创立的、经过事实反复验证后综合提炼升华而形成的，具有真理性指导价值的“癌症临床防治中的反应規律”，和借鉴这个规律创立的“癌症自我检查的三个标准”看成没有依据、不符合科学。

那好吧！你们不是口口声声在叫嚷科学证据，科学标准么?我们且用事实联系理论来讨论，看看你们解读证据的结论是否符合生命产生、存在，发展的规律?看看通过对证据解读后，制定出来的治疗方案和所使用的药物，是否顺应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规律?是否收到必须然的治疗效果?如果你们用效果证明了你们的证据与标准的真正的科学性，那我必须为我的不恭向你们道歉；如果不能证明，你们将如何向被你们无意间造成伤害的天下人做出解释?

在“高级医学专家癌症误治辞世一周年祭”一文中，提到的享受国务院津贴的高级医疗专家，接受“中医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防范法”治疗的初期，生长在腰部和腹部的小结节逐步散去后，专家非常高兴，称：“你的药真好使”!按西医循证医学的标准判断，她的高兴是有理由的，既然肿块消失了，证明疾病存在的依据已经消失，标示着肿块所代表的疾病也不存在了。可是根据临床经验和理论推断，癌细胞密度不大的小结节通过发炎，肿大的过程坏死消失了，但还有没有进入发炎过程的癌细胞要随之进入发炎，肿大的过程，新的小结节还要出现；并且，体内有癌细胞存在的地方，也要反复出现类似的情况，只有全部癌细胞都完全死光了，才不会再出现类似状况。现在就要有准备，避免到时候惊慌失措。果不其然，随着体表癌细胞的逐步死光，小结节完全不见了。但是，预料中的情况出现了:肝门区出现了一个小结节，这个位置是个非常敏感的地方，一旦肿块肿大到一定的程度造成肝门阻塞，那就大祸临头。此时，唯一正确的选择是随时询问病人的感觉，注意病人的反应，静候阻塞“将阻未阻”之时到来，再考虑使用化疗的方法消炎，使病灶缩小，避免阻塞的风险出现。鉴于癌细胞的发炎死亡，要分若干次才能完成，肿大也相应分为若干次逐步递减，基于这样的变化形式，化疗也要相应做若干次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最要紧的是把握化疗的时机，频率及用药量。时机过早则伤害大，效果差，时机过晚则风险大，变数多。当发现肝门区小结节出现时仅一公分多时，我要求等到“将阻未阻”之时再做化疗。随着发炎肿大的进程推进，我再次到医院了解变化情况，素不知，病人对我的分析已不再认同，当我去到医院时，她已经在三个肿瘤医院的院长及两个三甲医院肿瘤科主任的支持下，做了肝门部肿块切除手术，并按部就班地进入了化疗程序。患者提出：要中西医结合，要求我继续为她配合治疗。

我叹口气道:“大错已经铸成，要想活命，必须马上停止化疗，即刻进行营养支持，修复因手术过程中受伤的免疫系统，或可挽回颓废之势，如果还要继续错下去，恐无生路了。患者不听。我反复解释道：肝门部小结节，从出现到长到1.0公分大，用了一段时间，而从1.0公分大又长大到2.8公分，仅仅用了7天时间；结合此前精神、饮食，面部神色和肝肾功能，血常规的稳定情况，足以说明，体内免疫系统功能已经大幅度提升，免疫细胞已经逼迫癌细胞进入发炎、肿大，坏死的过程。此时，只要一个疗程的化疗就可以轻轻松松把小结节消掉。可惜你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现在大祸已然临头，还在不思反省，我真为你们难过。不过，趁现在伤害还不太大，要挽救还有余地，如果真想活命，必然按我的意见，马上停止化疗”。患者问：“那你保证把我治好吗”?我回答：“老师，你也是医生，你明知这种话医生是不能说的，干吗要这样难为于我”?患者坚持己见。无奈之余，综合情况后，认为闯过难关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就不得已答应了她。不料，患者头脑里的“科学主义”思想作怪，又反悔了，还要坚持所谓的中西医结合。我又向她解释：“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指的是由中医主导全局，相机辅以西医治疗，就是我原来安排的方法。这是任何一个病人治疗过程中都必须遵守的大原则。而不是指盲目地，无条件地中、西方法都使用。就像盖房子一样，“木匠多了房子歪”，治病也只能是这个这样子”。患者死活不听。到了如此僵局，我不能不为自己考虑：如果接受她的要求，最终治好了还好，我有无功劳事小。治不好，过错必然是我的，我还逃得了么?于是，只好强行拒绝了她。后边的事，在那篇文稿中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在赘述。

一年后，这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高级医疗专家又经主管机关高度关注，入住某大权威医院，经最权威的专家进行肝部病灶切除手术，终因病势垂危而救治失败。鉴于前面整个救治过程中对疾病诊断、治疗方法得失的分歧，在最终结果面前，这位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不幸去世的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怪那些院长，或肿瘤科主任么？不能怪!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享受国务院津贴的高级专家，岂有不尽职尽责的道理？况且，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严格遵守科学规范的。那么，怨谁呢?我以为这些原本可以避免的灾难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科学主义”的杰作!

再以“高层权威关注无用，民间医疗救治成功”一文中被判定过不了2013年春节的患者，第三次风险的救治过程为例: 患者严格地执行了我的嘱咐，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死神的威胁，连闯两关。到第三关到来时，胸椎的病灶已消失不见；肺部的癌症病灶也已从2.5公分缩小到1.1公分；而脑部原来仅直径不超过5.0公分大小面积的点状癌区域，此时，由于那些原来已经产生，但因形态微小，科技手段还在没法检查出来的癌细胞，治疗开始后，在免疫系统功能强大的攻击下，它们已经被迫进入发炎、肿大，一步步走向坏死的过程，以以致呈现出內、外脑膜都像撒芝麻一样密密麻麻的点状结节，伴随着代谢出来的寒湿毒邪充斥脑室，导致颅压升高，神经受压，迫使两只眼球向外凸突，神志意识不清，尤如去世之人。患者家人连续送到两家全国顶级权威医院请求救治，都被拒之门外，患者家人告诉我详情，问该怎么办?我嘱咐他: 别慌!两家医院拒绝接受住院的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病人已经不行了，没有挽救的可能，拒绝是出于好意。如果他们认为有救是不会拒绝的。但是，我认为他们只看到病人表面的症状，看不到表面症状掩盖下的內在本质，不明白表面症状出现的原因完全是在脑內癌细胞普遍发炎，肿大过程中的变化所造成。客观地说 ，反应症状到了这个份上，危险是必然的，要有万一的心理准备。但是，从疾病变化的本质上说，也不排除闯过去的可能。反正赌也赌到这个份上了，不如再赌一把，说不准还有一条生路。病人家属非常理智，问我怎么办?我建议：既然官方医院不接受，那就找民办医院，并向医生明确表示：任何结果都跟医生没关系，要医生想方设法把脑积水脱掉，把颅压降下来，患者家人很理智地跟天坛普华医院联系，留美归国的韩主任接受了她。通过月余的努力病人终于转危为安，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患者双眼已经失明，将来能否恢复难以料定，但是，至少生命保住了。

像类似的例子，自悬壶以来，屡见不鲜。该文中的两位患者，一位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高级医疗专家，一位是国家机关的厅局级干部，虽然职位不高，但比起一般普通工农来，应该说得到的官方照顾也算可以的了吧。頂级专家们也不可能说不尽心竭力吧，他们用科学的标准做出的病情判断和医疗结果，不但没有使病人康复而是加速了灾难的到来，那么一般的老百姓享受的科学赋予的幸福又到哪种境地了呢?如果说发展科学的意义在于造福民众，推动社会发展。那么，上述案例到底说明科学为我们贡献了什么?又如果说，科学带给人们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我们还要这种科学干什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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