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孙思邈的“仰人名堂图”，揭示了一个由经络来表里藏腑，沟通内外的身体观。名其“明堂”，当出自皇甫谧整理《甲乙经》时所依据过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一书，是为纪念黄帝而名。故亦可借助理解本文之题目“黄帝的身体。”

导读：在我看来，黄帝的身体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实测的身体；二是术数的身体；三是，医学的身体。这三个身体，相互结合，并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作者：芃澜，授权院长在线发表。
来源：腔调中医

序
引言：从观念出发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年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汉书．艺文志》总序

《黄帝内经》这类医经的出现，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于其构筑起了中医的“理”，从而使医者能够在从事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做到“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而这样的“理”，医经是靠构筑起一个由“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等身体观念作为基础的。（附图）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医学的前提是对身体的认识。对身体的不同观念，造就出不同的医学。《黄帝内经》的身体观念，应该说是它最基础，也最本质的内容。因此，从身体观念入手，去探讨中医的源头，正可以成为我们用来破解象黄帝内经这样经典奥旨的一条路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内经》中的几个例子：

1五神藏与针刺补泻

在《素问．调经论》开头，黄帝向岐伯询问针刺的术语“不足和有余”的具体所指。岐伯回答说，“有余有五种，不足也有五种，你想了解哪一种呢？”黄帝说，当然是都想了解了。

岐伯于是讲道：“神有余有不足，气有余有不足，血有余有不足，形有余有不足，志有余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气不等也。”

在这里，岐伯提出了一种“人体观念”，包括：

神、（心）
气、（肺）
血、（肝）
形、（脾）
志。（肾）

这个分类方法，王冰认为是出自五藏观念。“神属心，气属肺，血属肝，形属脾，志属肾，以各有所宗，故不等也。”

听了这个分类方法，黄帝有些不以为然，马上问道：

“人有精气津液，四支九窍，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今夫子乃言有余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

那意思是言人体的分类方式很多，可夫子所举的却很少，这样讨论疾病的不足和有余不完备。“言人身所有则多，所举则少，病生之数，何以论之？”（王冰语）

在这里黄帝提到了当时对人体的一些普遍认识到的观念，包括：

精气津液
四支九窍
五藏十六部
三百六十五节

王冰根据《针经》注释是这样的，（论亦在《灵枢．决气》）

精：两神相薄，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

气：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

津：腠理发泄，汗出腠理，是谓“津”；

液：液之渗于空窍，留而不行者，为“液”也；

十六部：王冰的解释是，“十六部者，谓手足二，九窍九，五藏五，合为十六部。”也就是“四支九窍、五藏”的统称分部；

三百六十五节：按照王冰引《针经》注释，不是指全身有三百六十五个骨节，而是指“穴位”，“三百六十五节者，非谓骨节，是神气出入之处也。”

这里通过黄帝和岐伯的分别列举，反映出了当时对于人体的不同视角认识（观察方法）以及知识体系（五行等）下的人体观念，并进而在疾病认识（乃生百病）和医疗技术的指导即“医理”（百病皆有虚实）上产生不同的影响。

岐伯通过五行知识体系的“五神藏”的观念，轻易的将黄帝列举的诸多人身所有，统归于五种，“皆生于五藏也，”从而为针刺“不足和有余”学说找到了可以执简御繁的出路，于是“有余有五，不足有五”，最终“针道备矣！”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知识体系建立的过程，让我们重新来梳理一下：

甲、对于人体观念的“多样性”为认识疾病和指导医疗技术的使用带来了问题：

人身所有——乃生百病——百病皆有虚实——对疾病的认识带来了复杂性——技术支撑的理论的复杂性——知识体系复杂，不容易建立；

乙：而人体观念的转变，为知识体系的建立带来了变化：

人身所有——皆生于五藏——不足有五，有余有五——认识的体系化——对疾病把握的简单化——理论的系统化——知识体系系统，执简御繁！

2胃为水谷之海与气口独为五藏主

人的生命活力自出生以后，主要来自天饲地给。而食物进入人体的必经之地就是胃。由此很快得出的胃为“水谷之海”的判断，以及营养由此开始输布的认识，使胃在人体中的地位在人们的认识中迅速上升。

“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藏象论》）

而在探讨食物的营养（谷气）如何从胃出发抵达全身各处，和进入五藏的等一系列问题时，经髓（《灵枢·玉版》：“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之海也。海之所行云气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髓也。”）的设想，迅速分化出经脉的认识，并根据手太阴脉与胃口的设计，进而左右了脉诊等的选择，如“气口独为五藏主”，（《素问·五藏别论》：“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并最终影响了医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临床的实践。

帝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

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素问·五藏别论》

所谓“气口亦太阴也”，是指气口属于手太阴肺经。

《灵枢·经脉》“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所以胃口的气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在气口表现出来，这就是用气口来诊察胃气变化的生理基础。而“胃作为水谷之海”，人体五藏所需要的全部后天营养都来自这里，生命活力也正来自这里，所以气口可以独为五藏主。换句话来说，气口可以拿来判断人体基本的生理水平的高低上下。这也就是气口脉诊的理论依据。《素问·经脉别论》中“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生死。”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在这里胃由其独特的生理位置和作用，升华为了具有医疗诊断价值的重要指征，这是医学理论成形的重要标志。这与现代医学凭借神经反射来考察神经系统疾病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来自于对人体的一种观念。那么肺手太阴脉凭什么还循胃口？当然有待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探讨。

但反方向的思考则是，这种胃口——气口的关联性，是不是的确存在，而从食物是人体生命的来源来考察，发现胃在整个消化——营养体系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从而认识到一种叫做“胃气”的功能表现，是否应该成为临床高度重视的内容呢？也许这样的探讨才是更具有解决问题的医学意义吧，或叫做更具有中医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医的意味吧。

总之，在《黄帝内经》看来，气口的变动情况可以透漏胃气的变化，并进而能够推知五藏六府的情况。

以上的例子还有很多，无一例外，他们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非常直观的理论脉络，并必然的与中医临床学如诊断、针灸等的发展紧密连接。我以为这是中医学理论中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在中医理论形成的探讨中，我们常常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而我以为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总是沿着某种成型的理念，或者是现代医学的知识去看中医，或者是按照自己所谓的中医知识去看，或者是从历代的注释中寻找中国古代医家观点去看，或者是从“阴阳五行”这些比较大而化之的模型去看，而往往忘记了作为一门能够指导临床实践的医学技术来说，他的理论里必然藏着大量基本的事实，以及顺理成章的逻辑路线，而这正是我用来读《内经》的基本方法。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先找出那些在中医当中，范围再小一点，就是在《内经》当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甚至是跳跃的知识、概念、以及现象中的，被《内经》视为显而易见的那些“事实”，并从这些事实出发，去试着勾画出一个存在于《内经》中的人体观念图来呢？无论这个观念图是与今天的知识（无论中医的还是西医的）相融合还是相抵触，首先重要的则是，我们知道《内经》就是这样看的，我把它唤作“黄帝的身体”，以和我们那些顽固的现代知识背景下的所谓人体观念，加以区别，并同等对待。】

3黄帝的身体

在我看来，黄帝的身体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实测的身体；二是术数的身体；三是，医学的身体。这三个身体，相互结合，并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1、实测的身体

黄帝的身体当然是数千年前我们祖先的身体，这个身体在实测（依靠肉眼观察）的层面与我们今天的身体究竟有没有两样？近代中西医碰撞时曾经有过一个类似的问题：究竟中国人的身体和西洋人的身体在实测的层面有没有两样？如果一样，为什么大家的身体观念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呢？广东曾经有位医家（陈真觉又名珍阁、1886年前后）正是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专门到新加坡医院解剖了洋人也解剖了华人，经过对比最后得出结论是“华夷脏腑同一式”。于是很快中西医学之间的对比转变到了脏腑观念的对比，一种被看作了是实测的身体，而另一种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观念的身体。但无论如何，在实测的层面，如同华人的身体与西洋人的身体并没有两样，而今人的身体与黄帝的身体，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把历史倒退回《内经》时代，恐怕问题还要简单的多。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中西医脏腑差异，在《内经》时代，倒未必那么较真。如果有人解剖的功夫好一些，他的观点一定会被照单全收的。其实出问题的不在于有否解剖，而恰恰在于解剖时人们所怀有的目的。正是目的的差异，使中西医学在同样的对象，甚至同样的观察手段下，却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身体。

最容易被学者用来证明中国古代确有解剖的引文是出自《灵枢·经水》篇中的以下内容：

“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

黄帝曰：“夫经脉之大小，血之多少，肤之厚薄，肉之坚脆及腘之大小，可为量度乎？”

岐伯答曰：“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脱肉，而血气不衰也。若夫度之人，消瘦而形肉脱者，恶可以度量刺乎。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

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如果，我们一定要借助“解剖”这个词语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显然《内经》时期的解剖与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学在观念、取向、思路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

我们可以粗略的分析一下：

一是，《内经》之解剖采用活体观察与死体解剖两种路径；活体观察依据“审、切、循、扪、按”等手法，伴随“寒温盛衰”等条件的变化，旨在观察脉的情况。并依据度量，确定身体各个部位及体表标志的形容，从而为确定脉的走向提供数据。而死体，则依靠解剖，观察和量度藏之坚脆、府的大小容积以及其他结构（皮、肉、腘、臑等）的基本特征。

二是，《内经》之解剖不仅仅在于关注“构造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更在于探究其大小、长度、多少、清浊、坚脆，以为“度”；度是《内经》独有的名词，背后藏着术数的知识背景，对从解剖而至医学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内经》要发展出那么复杂的体表测量的技术？既要选择“中度”的标准体型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又要建立复杂的测量条件以及手法，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解剖的本身，正如同人们的眼睛一样，所看到的事实，并不会有什么差异，但观念的差异，却会使眼睛看到的事实发生奇妙的选择和某种特殊的取向。“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看完《内经》，你就会发现，这种目的性的选择，和之后的针刺技术的建立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又依赖着另一个身体观念的维系即“术数的身体”。

2、术数的身体

黄帝的身体显然是一个术数的身体。在《黄帝内经》时代（按照专家的争论，应该上起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那么我们可以概括为汉前）的观念土壤中，人们认为整个宇宙是置身于一个有序的体系中的，在这个体系中的万事万物都由于共同的宇宙起源而可以相互交感。这种整齐的宇宙结构，深深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健康甚至祸福。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是人们的一个普遍的观点。同时人们也很自觉的用这个整齐的结构去看待万事万物，于是人体以一种小宇宙的结构与整个大宇宙形成了相互的呼应。伴随着这类思想，还产生了一系列的实用技术，用于政治、军事、相人、相物以及预测吉凶，即所谓数术。

这种思想在内经中随处可见。

“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素问．阴阳离合论》）

“余闻气穴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素问．气穴论》）

“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腑，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此五藏六府之所以应天道。”（《灵枢·经别》）

“十二经脉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藏六府。”（《灵枢·经水》）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素问·生气通天大论》）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但是，同样的问题是，这样认为究竟在医学中有什么用处呢？

承若实测所知，我们在解剖中看到了一条经脉中的血与气的多少，那么会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术数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血气的多少，正是用阴阳来进行分类的基础。（同样的道理，脏腑的实际解剖以及从解剖层面对其功能意义的认识，也正是“五行观念”得以顺利落实到脏腑层面的基础。）

如，在《灵枢·通天》中，少师正是根据气血多少、甚至脏腑的大小，顺利的把“形法”中对人的分类方式，转入到了认识人体内部的变化，从而通过对“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平衡之人”等五种人的区分，使这种相人之术的形法从只是用来指导如何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行动喜好，甚至适合哪类工作，转变为指导针刺的技术。

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述，“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作为术数中的一种，其中可以凭借人的形容求其声气，并进而能够判断出其贵贱吉凶。把这种技术，引入医学的领域，并进而判断疾病的吉凶和生死的界限，在当时对于医学的形成，即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同时也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少师这个人，在《素问》中一直没有出现，只是在《灵枢》中才有他与黄帝之间的问难。在《灵枢》中的另外一次出场，则是见于《灵枢·寿夭刚柔》，是一篇把人的阴阳、刚柔、强弱和寿夭（生死）、疾病变化联系起来的文字。显然，少师所学是《黄帝内经》中有关这一方面内容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少师也是一个精通针法的人，他把人的形容（阴阳、刚柔、强弱）不仅引入认识疾病的变化，判断生死的界限，而且还直接与针法的运用结合在了一起，这在上述两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全部《内经》中，少师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回答黄帝有关人在愤怒时为什么会突然发不出声音来的问题中（《灵枢.忧恚无言》），这更进一步显示了少师所学与人的“声气”的关系（求其声气），同样，少师不仅给出了答案而且还提供了针刺的方法。

以形法入医学，或其他术数技术入医学，不仅给实测所得的身体认识找到了分类的方式，如阴阳对气血多寡，五行对脏腑差异，刚柔对脏腑坚脆等等，而且还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推力，如形法通过对人体的外在观察从而得出其性情特征的方法，一旦进入医学也就很自然的转化为了望诊技术的一部分。（附图二）

若肌肉为山，则肌肉的凹陷即为山谷，而肌肉之间的缝隙，则类似地脉，主要以气为主；血管则为血脉，则以血为主。脉的终始显然不是依据解剖所见之血管、神经、乃至淋巴而论，而是在所谓形法一门的技术和术数的观念下，而确立的。

但是，这样认识，并不能绝对的认为实测所得的知识是中医学的外表，而内里不过全部都是玄学的术数。这样的认识，其实恰好忽略了黄帝身体里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医学的身体。（附图三、四）

古希腊神话下的人体图。原图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以星象与人体部位相对应，并不全是中国人的想法，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有了这种想法就一定可以产生相应的一门医学。

3、医学的身体

在之前实测与术数的身体认识，以及为形成这些认识而必须具备的技术以及知识体系，无一都被一种力量牵引着引向一个特殊的去处，并最终融为一体。

换言之，缺少了这个去处，一味在术数与实测之间的徘徊，并不能够当然的得出医学的理论来，这其中缺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那个引领着方向的去处，也就是我所说的出于医学目的的观察与思考所得出的“医学的身体”。

这一身体，起先可能仅仅是一些症状之间的钩连，如十二经出于体表部位搏动情况与一些症状之间的关系，即“是动所生病”的观察。

也可能是一些治疗手段的疗效观察，如针刺天突穴位可以使“厌乃发”。

但当其一旦与实测的身体和术数的身体相互贯通统一起来之后，一种可以称为医学的体系就被建立了起来。但是这一变化过程绝非一蹴而就，相反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这过程中甚至有为了医学目的而不断挑选术数技术的过程，亦有不断变化解释观念，转化思维范式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绝对不是术数的体系，而是医学的目的，在三种身体的融合过程中，始终医学的身体是站立在高高的位置上的，并左右着前两种身体。

如，《内经》中在最初的观察中，胃是作为最容易被观察到的“水谷之海”而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随着问题意识的不断深入，谷气输送到全身的设想，被一种“经髓”的观念所替代。而随着找寻这一“经髓”的过程，借助认识大地河流，山川脉理的术数知识和技术，体表的血脉与身体内部的腔隙相互钩连，经脉的认识，血气的认识都得到了提升，并最终产生了“营卫”（《邪客》：伯高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营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的想法。借助经水循行的认识，以及式盘的术数知识与技术，营卫的运行逐步走上一条如环无端的道路，并与时辰相互配合。于是转而使经脉迅速的整齐起来，出现了28脉的设计，最终构筑起了全身内部气血巡行的总图。由此，从脏腑出发，到经髓天下，人体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完整结构。

由于营卫概念的建立，从而使“经髓天下”的结构最终得以确立，加上“气血多少”的大数，这样就基本上构成了针刺所需要的全部基本知识。

而伴随着对“气道”知识体系的不断丰富，以“胃为中心”的观念逐步被“以经脉贯通表里脏腑”的观念所替代，经脉的概念迅速得到强化，并最终从与脏腑相属（联系），转化为脏腑一个部分（甚或全部）。如，经脉中的“是动所生病”与“是主所生病” 前后对举，并于一经之下。而针刺治疗也从单纯的取穴多集中腕踝（十二原、五腧）等转变为循经取穴。

同时，由于营卫循行所引出的头手动脉的关系得到了解读，从而使得把握经脉中气血规律有了最直观的依据，并推动针刺技术得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大幅度的提升，从“知《官九针》，刺道毕矣”（《灵枢·官能》）的刺道发展为 “三部九候”为核心的新的针刺技术“针道”（《素问．调经论》：“必谨察其九候，针道备矣。”），所以《素问·八正神明论》明确说“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也。”

《内经》的本身恰好反映了中医学如何被建立这一最初过程，以及黄帝的身体如何由实测、术数、医学的身体相互结合，并脱胎而出的过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其一旦确立产生之后，它就基本上断开了与母体的脐带连接，而转化为了一个独立学科，并自主的选择不同时期的观念，独立的成长起来。从而最终构建起独特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进而成功的指导临床实践，并随着经验的丰富，实证的不断增加，而自如的变化，延伸，实现对临床指导的一致性。（附图五、六）

东汉扁鹊造像石。神灵化的扁鹊所持之物正是砭石，宣称“信巫不信医者不治”的扁鹊正为“医者之宗”。而“砭石之理”的持有，正是同样具有神话身躯的扁鹊借以与巫者揖别的关键。

黄帝虾蟇经图。以月的生毁为数，以确定人气所在，并进而标明刺灸禁忌；《素问．八正神明论篇》，也有日月论气血针刺的内容。如：月始生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无泻；月郭满血气实，肌肉坚，无补；月郭空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无治。则可见，卫气观念的建立与术数观念的结合，并为这类针法的依据，缺一而不可。

从《黄帝内经》出发，自《伤寒论》而到《温病》，从最初的起源到今天的临床实践，中医学理论的独特性质所表现出来的完美的适应性，令人惊叹。■

版权声明：本文来源：“腔调中医”公众号。作者芃澜授权院长在线发表。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信息。
联系电话（微信）：18602018762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TM5NzEyMA==&mid=401492205&idx=4&sn=3932b3a3e7b157e66363beffc4082918&scene=5&srcid=0129TRqSI5lkzJLqBqdsTu2G#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