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7-11-17 杨金生 王莹莹 中国中医药报

2010年11月16日，“中医针灸”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铜人，作为中医针灸的重要标识，是中医针灸几千年沉淀的传统、文化、认知、技艺的结晶，其流传演变史充分体现了中医针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性、传承性、活态流变性。正如在“中医针灸”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我们在申报文本中所论述的：“作为该遗产世代传承的见证，创制于宋代（公元1026年）铜质针灸穴位人体模型等，是传承习得中医针灸的重要参考，至今仍然为该遗产的存续与再创造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医针灸”申遗成功7周年和“世界针灸周”（11月16-22日）之际，中国针灸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作为中医针灸非遗申报、传承、保护的主要单位，特撰写此文以纪念。

铜人是中医针灸的印记与标识。针灸铜人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发明的供针灸教学用的青铜浇铸而成的人体经络腧穴模型，古人在人体铜像身上刻上经脉、穴位，用于针灸教学、医疗和考核，不仅是早期中医针灸标准化的先驱，也是中华医药传承和发展的活态载体，对中医学的传承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制作模型，用于学习和教育的传统早已有之，由于时间久远和材质等原因，流传下来的已属罕见，如考古发现的东汉针灸陶人等，被一些专家学者就认为是古代的针灸模型。

1993年，在四川绵阳双包山二号西汉墓出土了一件木人模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汉人体经脉漆雕。该木人左手及右脚残缺，高28.1厘米，木胎，体表髹黑漆，裸体直立，手臂伸直，掌心向前，体表绘有纵形红色19条线。多数专家认为这些线条与经脉内容相关，说明早在汉代即已出现了与经脉相关的人体模型，它要比针灸铜人早千余年，可以称之为针灸铜人的早期印记。

1982年，在河南南阳医圣祠里，出土了一具东汉晚期制作的女形陶人，被称之为“东汉针灸陶人”。该陶人为国家一级文物，身高24厘米，胸宽7厘米，四肢已残缺，造型质朴，浑身遍布排列成行的数十个小孔。有专家学者研究认为，这些小孔是针灸穴位，排列方式似按经络走行，但目前“东汉针灸陶人”的进一步研究很少，有待深入。

今天，针灸铜人不仅是人们获得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途径，接受知识的主要方法，也是传承中医药文化的载体，凝聚情感的纽带。

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官方历史上最早的，用来描示人体解剖部位及经脉腧穴位置的针灸铜人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它由医官院铸造于宋仁宗天圣五年十月（公元1027年），负责主持铸造的人是当时任职于医官院的医官王惟一。

王惟一熟悉方药和针灸，经过长达3年深入研究《内经》《难经》等医书中的针灸理论，并广泛收集各家对针灸医学的见解和临床经验，于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载有穴位为354个，明堂腧穴被重新考订，使腧穴的位置和所属经脉得以统一，并增补了腧穴的主治病症。

随后，宋政府将此书颁行全国作为教材。为了便于长期的保存和流传，同时又令将其刻于石碑之上，以备观览，该石碑即为“宋天圣针经碑”。自1965年以来，北京从拆除的古城墙中陆续发现了数块“宋天圣针经碑”残碑，从而使我们今日有幸目睹镌刻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内容的“宋天圣针经碑”的原貌。

为了使针灸学习者和临床医生准确掌握《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规定的腧穴定位，宋政府又命王惟一主持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以作为对腧穴定位内容的直观对照，形象地表达腧穴经络的相关知识，便于理解与记忆。这是中国官方历史上第一次铸造针灸铜人，即“宋天圣针灸铜人”。同时铸造了两具针灸铜人，一具铜人置于医官院，供医学生们研究学习参考；另一具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供一般民众参观。

有关“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外形特征是什么样的，记载它的史料不多，黄龙祥研究员通过“宋天圣针经碑”残石、明正统石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经脉图等相关资料，研究认为“宋天圣针灸铜人”有以下几个特征：（1）“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以青年男子为模特铸造，下身穿短裤及腰带，刻有头发及头冠；（2）铜人姿势为站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3）铜人体内有五脏六腑和骨骼；（4）铜人身上共刻有354个穴位。另外，当代学者吴元真等从古建筑学角度，考证宋大相国寺“宋天圣针经碑”和“宋天圣针灸铜人”的放置布局，估算“宋天圣针灸铜人”的身高约为175厘米。

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论述：天圣针灸铜人有个最重要的的功能，为北宋测试医工针刺腧穴的准确性，因针灸铜人之上的腧穴是有孔的，当时还曾将铜人隔衣针刺，事先在其中注入水（有版本作“汞”），然后用黄蜡封住腧穴，再让医工找到某一腧穴并针刺进去，如果找得准确的话，针刺入后便能自然地流出水（或汞），反之，针则不能刺入腧穴之内。

可以看出，“宋天圣针灸铜人”集针灸教学、考试与针灸临床用途于一身，而且宋以后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国宝级文物，从流传史中也可窥视其历史地位。靖康之变后，针灸铜人一具不知所终，另一具也成为宋金议和条件之一被金人掳走。蒙古灭金后将针灸铜人运回大都（北京），放在太医院三皇庙中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公元1260年，因“宋天圣针灸铜人”历经200多年，“岁久阙坏”急需修缮，元世祖忽必烈广召天下能工巧匠，最终诏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宋天圣针灸铜人”。阿尼哥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修复如新，因此受到忽必烈的嘉奖并赐官。

至明初，“宋天圣针灸铜人”历经战火的洗礼，颠沛流离，四百多年之后已经“漫灭而不完、昏暗而难辨”，难以起到学术传承之效，铜人也不能用来测试、考验医生。明代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明英宗下令重新刻石、铸造针灸铜人，严格依照“宋天圣针灸铜人”复制一具新铜人，复制后的铜人被称为“明正统针灸铜人”。然而，就在“明正统针灸铜人”铸成后，“宋天圣针灸铜人”却没有了踪迹，此后均不见史籍有它的记载，时至今日，它仍旧是个谜。“明正统铜人”可以说是原天圣针灸铜人的原型传承，因此也是考察宋天圣铜人以及后世针灸铜人源流的重要依据。可惜此铜人同样命途多舛，近现代时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掳；所幸的是，其踪迹可寻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尓米塔什博物馆。根据黄龙祥研究员考证，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的针灸铜人，即为“明正统针灸铜人”，该铜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对此铜人进行了复制。

明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由太医院还铸造另一具针灸铜人，我们常称之为“明嘉靖针灸铜人”，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晚于“明正统针灸铜人”一百年左右。该铜人外形似一名男童，高89厘米，左手拇指与中指弯曲连成一环，表现古人穴位测量单位——将中指中节内侧横纹头间的距离规定为1寸，又称为“中指同身寸”，还出现了枕外粗隆、脊椎棘突等解剖标志及经络连线，表面有经络腧穴，腧穴无孔，穴名358个，由于它一直珍藏于宫中，故免于光绪庚子年的那场劫难。民国时期，明嘉靖铜人随宫中之物移于故宫。

清代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左右，铸造了一批为数较多的小型针灸铜人，这便是“乾隆针灸铜人”。原为奖励所用，现仅流传一樽，其特点是以老年女性为模型，十分罕见，现为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镇馆之宝。该铜人被放置于一个书形锦盒内，锦盒贴黄绸封面，在锦盒左右两侧门叶上书有文字，详细记载了铜人的来历。2016年1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上海出席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参观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时，对“乾隆御制针灸铜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为弥补八国联军掳走“明正统铜人”损失，清太医院仿明正统铜人重铸一具新铜人，我们称之为“光绪针灸铜人”。该铜人外形为一名身材高大健壮的青年男子，上身袒裸，腰下佩带装饰，两臂自然下垂，赤足，立于长方形底座上，头顶上束有一小圆发髻，圆脸，大耳下垂，眉毛修长，略带羞涩的神态，给人以淳朴忠厚之感。“光绪针灸铜人”全身共标有357个白色穴名，无经络线，铸成后置于太医院“铜神殿”，1925年移交故宫，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近现代，随着铸造工艺的不断提高，针灸经穴模型在继承古代针灸铜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与提高，出现了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针灸模型。材质上除铜质外，还有铁质、木质、锡质以及近代的石膏、玻璃、塑料等多种材质；在功能方面，将声、电技术以及现代解剖学知识引入模型制作，以不同的形式表现腧穴定位以及经脉循行。尤其是近年来为了学习、使用和携带的方便，针灸穴位模型大多采用塑料材质制造，作为一种身份认同，针灸模型成为针灸从业者的桌摆、中医诊所招徕顾客的摆饰，甚至被尊为“健康佛”而相互赠送。

当下，针灸铜人或针灸模型早已从“深宫大院”走入“寻常百姓家”，甚至漂洋过海，远渡异国他邦。可以这样认为，针灸铜人不仅仅具有医学的实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针灸铜人已经如同阴阳鱼、仲景雕像一样已经成为中医针灸的文化象征和活态载体，对增强世界范围内中医针灸的凝聚性和认同感，对于中医针灸的发展和传播意义重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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